
在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让人惊叹。从喜马拉雅山脉的雪豹到南海珊瑚礁的热带鱼,从东北的红松到西南的望天树,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态和生活方式。这些物种从何而来?它们又是如何产生的?
当我们观察生物的演化时,会发现两个基本过程在起作用。第一个过程叫做渐进演化,指的是一个物种内部随时间发生的改变。比如一种鸟的喙可能在几代之后变得更长或更短,以适应不同的食物。第二个过程是物种形成,也就是一个物种分裂成两个或更多个新物种。正是这两个过程共同作用,才创造出了地球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生物多样性。
渐进演化创造了物种之间的差异,而物种形成则增加了物种的数量。两者缺一不可,才能解释生命的多样性。
在生命的历史长河中,新谱系(也就是新的物种分支)的产生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是从无机化学物质组装出生物实体,这个过程目前看来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最初的生命起源。第二种是两个不同谱系通过共生融合成一个新的生物实体,比如线粒体和叶绿体最初都是独立的细菌,后来被纳入真核细胞中。这种情况虽然发生次数不多,但每次都带来了重大影响。
第三种和第四种方式是我们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杂交和谱系分裂。杂交是指来自不同物种的两个个体产生了能够生存和繁殖的后代,并且这些后代与它们的祖先形成了生殖隔离。谱系分裂则是一个物种分裂成两个或更多个物种。
研究物种形成时通常同时考察基因交流、生殖隔离、遗传分化和生态差异。它们不必同步:群体可在仍有少量基因交流时积累分化,实验室可杂交也不等于野外不存在生殖隔离。

杂交在植物演化中很重要,但“杂交过”与“由杂交直接形成新物种”不是同一统计口径。估计比例会随物种界定和基因组证据变化,因此这里不采用缺少来源的固定百分比。
柚子、橙子和柠檬这些我们熟悉的水果,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杂交关系。橙子实际上是柚子和橘子的杂交种,而柠檬又是橙子和香橼的杂交后代。这些杂交种不仅能够存活,还发展出了独特的特性,比如不同的果皮厚度、酸度和香气。
杂交产生新物种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叫做“重组模型”。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亲本物种杂交时,染色体发生断裂和重组,形成全新的染色体排列方式。这些新的排列方式让杂交后代与亲本之间产生了生殖隔离。同时,某些新的染色体组合还可能带来选择优势,让杂交种能够侵入新的生境。
在最初的几代中,杂交种的适应性可能较低,因为基因组合还不稳定。但随着时间推移,有利的基因组合被保留下来,杂交种的适应性可能会超过亲本物种,使它们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
第二条途径是多倍体化。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正常情况下,每个物种都有固定数量的染色体组。人类有两组(23对),称为二倍体。但有时候,杂交后代可能会获得双倍甚至更多的染色体数量。
我们今天种植的普通小麦是六倍体,也就是说它拥有六组染色体,总共42条。它的形成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步骤:
这样,普通小麦就经历了两次杂交和多倍体化事件,最终拥有42条染色体,成为我们今天广泛种植的主粮作物。
异源多倍体中,染色体加倍可能让每套同源染色体在减数分裂时配对,从而恢复部分育性,并与亲本形成染色体数差异。多倍体并不保证立即成为新物种;新群体还要建立种群、找到配偶并在生态上持续存在。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认为杂交种的适应性通常比亲本物种低,因此很难在自然界中长期存在。但近年来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看法。
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杂交种的适应性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亲本。这种情况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尤其明显。当气候或环境突变时,原本适应旧环境的纯种可能面临困境,而具有混合特征的杂交种反而可能因为拥有更广泛的遗传变异而获得生存优势。
环境变化可能为杂交种创造机会。在稳定环境中处于劣势的杂交种,在环境剧变时可能反而成为赢家。
即使在正常情况下适应性较低,一些杂交种群仍然能够长期存在并传播。这说明在特定的生态位中,杂交种可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

大多数新物种的产生都涉及地理隔离。当一个物种的不同种群被地理障碍分隔开后,它们会沿着各自的路径演化,最终可能演化成不同的物种。这个过程的地理背景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模式。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及青藏高原分阶段隆升,长期重组了河流、气候与海拔带。不同地区和类群的分化年代并不一致,研究者需比较系统发育时间与具体地质事件,而不能把所有物种分化归到一次统一隆升。
原本连续分布的物种被这个不断升高的山脉分隔在南北两侧。南侧保持了温暖湿润的气候,而北侧则逐渐变得干旱寒冷。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原本同一物种的南北种群各自适应当地环境,逐渐累积差异,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物种。今天,我们可以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两侧找到许多这样的姐妹物种,它们形态相似但已经不能杂交。
黄海、东海和南海虽然在今天看起来是连通的,但在冰期时,海平面下降可能使得某些海域之间形成障碍。一些鱼类、虾类和贝类的近缘种分布在不同的海域,它们的分化很可能就与这些古老的海平面变化有关。
从图中可以看到,过去200万年间海平面经历了剧烈的波动。在冰期,海平面可以下降100多米,许多浅海区域会暴露出来成为陆地,海洋生物的种群因此被分隔。当间冰期到来,海平面回升,这些种群重新接触时,可能已经演化成了不同的物种。
间断分化通常涉及远距离的扩散事件。假如一群鸟被风暴吹到远离大陆的岛屿上,或者一些植物种子偶然漂流到新的陆地。这些创始者数量很少,它们携带的基因只是原种群的一小部分。在新环境中,这个小种群会面对不同的选择压力,加上基因漂变的作用,可能会快速演化出新的特征。
南海诸岛就是观察这种模式的理想地点。许多岛屿上的生物显然是从大陆或其他岛屿迁移而来,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后,它们已经发展出了与大陆种群不同的特征。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争论一个问题:新物种能否在没有地理隔离的情况下产生?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方,一个物种能否分裂成两个物种?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
同域物种形成面临两个主要难题。首先是交配隔离问题。如果两个正在分化的类型生活在同一地点,它们还是会相互交配,基因会持续交流,这会阻止它们进一步分化。其次是生态竞争问题。即使出现了两个生态类型,其中一个往往会在竞争中战胜另一个,而不是两者共存。
但近年来的理论研究发现,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同域物种形成是可能的。这些条件包括:强烈的分化选择(偏好两个极端类型而不是中间类型)、交配偏好与生态特征的关联、以及频率依赖的选择(稀有类型具有优势)。
豆象是一类以豆科植物种子为食的小型甲虫。在中国,绿豆象和赤豆象是两个近缘种,它们分别偏好绿豆和赤豆作为寄主。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物种很可能就是通过同域物种形成过程演化而来的。
豆象的关键特征是“寄主忠诚”:雌虫倾向于在自己幼时取食的豆子上产卵。这就创造了一种自然的交配隔离机制。生长在绿豆上的豆象倾向于在绿豆上相遇和交配,而生长在赤豆上的豆象则在赤豆上交配。同时,适应不同寄主的基因也在起作用:适应绿豆的基因在赤豆上可能不那么有效,反之亦然。
若不同寄主上的种群在本寄主表现较好、在另一寄主表现较差,这支持寄主利用权衡。要进一步证明物种形成,还需显示非随机交配或杂交后代适合度下降,并排除母体环境与学习造成的差异。
性选择也可能促进同域物种形成。当雌性对雄性的某些特征有强烈偏好时,这种偏好可能会促进种群分化。如果不同雌性偏好不同类型的雄性,而这些偏好又能遗传给后代,那么种群就可能分裂成两个或多个交配系统。
稀有型优势可以维持多态性,但它是否促进生殖隔离取决于择偶规则。若雌性偏好稀有雄性,反而可能增加群体间交配;只有明确收益与交配矩阵,才能预测基因交流方向。
如何判断一个物种是通过同域还是异域方式形成的?一个方法是比较系统发育树上姐妹物种的地理范围重叠程度。如果是同域物种形成,新形成的姐妹种应该有很大的地理范围重叠。如果是异域形成,刚分化时应该几乎没有重叠。
通过这种方法对多个类群的研究显示,异域物种形成确实是主导模式,但同域物种形成在某些类群中也确实存在。
新物种的遗传分化是如何产生的?是随机的遗传漂变和创始者效应,还是自然选择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科学界引发了长期的争论。近年来的证据越来越倾向于后者:自然选择在物种形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自淡水鱼类的研究。在长江和黄河流域,许多湖泊和河流中都生活着鲤科鱼类。在某些湖泊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非常相近的物种共存,一个是底栖型(在湖底觅食),另一个是浮游型(在水体中层捕食浮游生物)。
这两个生态型的分化速度很快,而且生态分化和生殖隔离几乎同时出现。底栖型发展出了下位的口和较粗壮的体型,以便在湖底挖掘食物;浮游型则有上位的口和流线型的体型,便于在水中追捕浮游动物。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形态差异提高了各自的觅食效率,这是自然选择的直接结果。
| 特征 | 浮游形态 | 底栖形态 | 强化方向 | 适应性意义 |
|---|---|---|---|---|
| 捕食效率 | 15.2 | 4.5 | 浮游优势 | 开放水域猎食更强 |
| 挖掘效率 | 4.1 | 12.8 | 底栖优势 | 底部觅食与深层挖掘能力突出 |
| 游泳速度 | 14.8 | 6.2 | 浮游优势 | 游泳快速、易逃逸 |
| 底部推进力 | 3.2 | 9.5 | 底栖优势 | 贴底移动、复杂地形适应更好 |
注:数值越大代表该形态在该项特征的适应性越突出。
同源物种的特征分化,常常对应着生态位的专一分化。不同形态在各自领域中表现出明显优势,反映出自然选择对不同适应方向的推动。
如果物种间的差异是适应性的,那么杂交种应该在亲本的自然栖息地中表现不佳,但在实验室中可能表现正常。这是因为实验室消除了自然选择的压力。相反,如果差异是由遗传不兼容引起的,那么即使在实验室中杂交种也应该表现不良。
实验室可育说明合子后隔离尚不完全,却不能证明野外隔离主要由生态因素造成。栖息地、繁殖季节、择偶和杂交后代在自然环境中的表现都需要分别测量。
对物种间遗传变异的分析也支持自然选择的重要作用。当研究者比较近缘物种或同一物种不同种群之间的基因差异时,发现许多基因位点的变化速度远超中性演化的预期。这说明自然选择在推动这些基因的变化。
强选择可使已有可遗传变异在数代内改变频率,但快速表型变化也可能来自可塑性或迁移。共同园实验、谱系追踪和等位基因频率变化能帮助区分这些解释。
遗传漂变、基因流和自然选择都能推动种群分化,作用大小随种群规模、隔离时间和环境差异而变。不能预设自然选择在大多数物种形成案例中一定占主导。
物种形成没有一条统一路线。地理屏障、生态分化、性选择、随机漂变、杂交和染色体变化可以单独或共同降低基因交流。
地理隔离能减少基因交流,生态差异能产生分化选择,杂交与多倍化可在部分植物中建立新的生殖组合。任何路径都需要种群能够持续繁殖,不能把地理接近或染色体变化本身当作物种已经形成。
即使随机过程(如遗传漂变和创始者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发挥作用,它们也依赖于特定的生态环境,比如小种群规模和地理隔离。
自然选择可积累适应性差异,漂变也能在小种群中造成分化;基因流则可能抹平差异,也可能只在基因组部分区域持续。判断主因需要比较预测与数据。
判断物种形成需要一组相互补充的证据:地理或生态差异说明选择背景,交配与杂交实验测量生殖隔离,基因组数据估计基因交流,系统发育重建变化顺序。单一证据通常不足以定论。
物种多样性由分化、基因交流与灭绝共同塑造。把差异出现的时间、隔离机制和野外持续性串联起来,能够解释一个案例,也能看清证据仍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