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罪犯的心理治疗
对危险罪犯实施有效的心理治疗，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也关系到罪犯自身的未来发展。危险罪犯是指对他人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个体。从我国司法系统的实践数据来看，这类罪犯的再犯率一直备受关注。
我国监狱系统的追踪研究显示，暴力犯罪者在刑满释放后的两年内，约有三分之一会再次因类似行为被收监。性侵害犯罪者的再犯率相对较低，约为百分之十，但许多性侵害案件并未被报案或侦破，实际再犯情况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为严重。
有效的治疗能够预防或减少未来可能发生的伤害，帮助罪犯摆脱犯罪行为模式，走向与犯罪不相容的积极生活。这既是对受害者和社会的保护，也是对罪犯本人的某种出路。一个曾经犯下严重罪行的人，若能通过系统的心理治疗真正理解自己行为的根源，学会控制冲动和改变思维方式，就有可能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而非继续在监狱和社会之间循环往复。
性犯罪具有隐蔽性，加之受害者报案存在心理障碍，统计数据往往低估了真实的再犯率。
危险罪犯的类型分类
刑事司法体系通常将危险罪犯分为暴力犯罪者和性犯罪者两大类。这两类罪犯在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治疗需求上都有显著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对于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暴力犯罪者的心理特征
我国监狱系统中，因暴力犯罪而服刑的人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暴力行为是指个体有意图地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的行为，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同暴力犯之间的犯罪动机和维持因素存在很大差异。有些人殴打配偶或孩子，有些人参与街头斗殴，有些人在抢劫过程中伤害受害者，更有甚者夺走他人生命。这些行为虽然都属于暴力犯罪，但背后的心理机制可能截然不同。
暴力犯罪者群体中有一小部分属于持续性或重复性犯罪者，被称为“生命历程持续型罪犯”。这些人的暴力犯罪行为更加频繁、更加严重，除暴力犯罪外还经常有各种非暴力犯罪记录。他们最有可能再次犯下严重暴力罪行，是心理治疗的重点对象，在风险评估中通常被评定为高风险级别。
暴力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多种心理、社会和生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针对暴力犯的治疗需要采取多维度的综合干预策略。
工具性暴力与表达性暴力
心理学家将暴力行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工具性暴力和表达性暴力。工具性暴力是指有明确目的、经过计划、相对冷静的暴力行为，施暴者使用暴力只是作为达成某个目标的手段。在便利店抢劫中威胁或伤害店员，目的是获得钱财，暴力只是确保抢劫成功的工具。这类暴力行为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理性计算，施暴者在行为过程中情绪相对稳定。
表达性暴力也被称为反应性暴力、愤怒性暴力或冲动性暴力，通常发生在个体试图缓解某种不愉快的内在状态时，如强烈的愤怒情绪或生理上的高度唤起。有人在餐馆吃饭时觉得服务员态度不好，心中怒火中烧，突然动手打了服务员。这种暴力行为纯粹是为了发泄情绪，而非获得实际利益。
现实中的暴力行为往往并非非此即彼，很多情况下同时具有工具性和表达性的特征。有人实施抢劫时精心策划了整个过程，但在行动中因受害者的反抗而勃然大怒，导致使用了超出计划的暴力。下表梳理了两种暴力类型的主要区别：
亲密伴侣暴力的心理机制
亲密伴侣暴力即常说的家庭暴力，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暴力犯罪，发生在有亲密关系的伴侣之间。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社会对这类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亲密伴侣暴力不仅包括身体攻击，还包括言语和情感虐待，如长期的辱骂、贬低、威胁、恐吓，或者摔打家中物品、伤害宠物等恐吓性行为，以及各种强制性控制行为。
王某，35岁，因长期殴打妻子而被起诉。心理评估发现，王某每次施暴通常发生在工作不顺或饮酒之后。他认为妻子应该完全服从自己，当妻子表达不同意见时，他就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的暴力行为既有发泄愤怒的成分，也有控制妻子的目的。这种混合性特征在亲密伴侣暴力案例中十分常见。
研究显示，实施亲密伴侣暴力的人往往持有支持暴力行为的态度，尤其是关于性别角色和两性关系的扭曲观念。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现出一般暴力犯共有的特征，如高度的反社会态度。对家暴施暴者的治疗，既需要针对其特有的关系问题，也需要处理更广泛的反社会倾向。
杀人犯的再犯特点
与普遍认知不同，杀人犯实际上是再犯率最低的暴力犯罪者群体之一。追踪研究表明，因故意杀人而服刑的人在释放后再次犯下杀人罪的比例极低，约为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他们因任何罪行而再次被逮捕的比例，也比其他类型的暴力犯低得多。
许多杀人案件发生在特定情境下，如激烈的情感冲突、一时的愤怒失控，或特定关系中长期矛盾的爆发。一旦这种特定情境不再存在，个体再次犯下类似罪行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从治疗角度来看，不同类型的杀人犯需要区别对待。因意外冲突导致杀人的罪犯，其暴力再犯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左右；而因激烈争吵而杀人的罪犯，再犯暴力犯罪的比例可能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在对杀人犯进行心理评估和制定治疗计划时，必须仔细分析具体的犯罪动机和情境因素。
杀人犯的再犯率相对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治疗。心理治疗的目的不仅是预防再犯，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处理创伤、愧疚和其他心理问题，使其能够重新融入社会。
下表总结了不同类型暴力犯罪者的主要特征：
性犯罪者的分类与特征
性犯罪是指强迫他人进行性行为、违背他人意愿进行性接触，或者与没有达到法定同意年龄或缺乏同意能力的人发生性行为等一系列行为。从心理治疗角度来看，性犯罪者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多样化的群体。虽然他们的行为在法律上都被归类为性犯罪，但背后的心理机制、动机模式和人格特征可能大相径庭，治疗时必须进行细致的个体化评估。
性犯罪给受害者造成的心理创伤往往是终生的。对性犯罪者的有效治疗不仅关系到预防再犯，更是对潜在受害者的保护。
侵害儿童的性犯罪者
侵害儿童的性犯罪者群体内部差异很大。有的人对青春期前的儿童有性吸引，在临床上被称为恋童倾向；有的人被青春期的少年所吸引；有的人既被儿童也被成年人吸引；还有的人本身被成年人吸引，但出于权力、控制或特权感等原因侵害儿童，一些乱伦案件中的施害者即属此类。在实践和研究中，通常根据几个维度来描述这类罪犯：与受害者的关系是亲属还是非亲属；受害者的性别是男童、女童还是两者都有；受害者的年龄阶段是青春期前还是青春期后。
赵某，42岁，某小学教师，被指控多次对班上的女学生实施性侵害。心理评估显示，赵某在成年后的人际关系中屡屡受挫，成年女性令他焦虑和自卑。与儿童相处时，他感觉自己有控制力和优越感。他对儿童的性侵害部分源于扭曲的性吸引，部分源于满足权力需求。这种复杂的动机组合在侵害儿童的性犯罪者中十分典型。
研究发现，性犯罪者的犯罪模式存在一定的专门化倾向。一旦再次犯罪，很可能会选择与之前类似类型的受害者和犯罪方式。这一发现对风险评估和治疗计划制定有重要意义。
强奸犯的动机类型
强奸是指违背成年受害者意愿，实施或试图实施插入性性行为。研究表明，强奸犯在很多方面与普通的违法犯罪者没有显著差异，甚至与没有犯罪记录的普通人在某些特征上也相当接近。心理学家建立了强奸犯的动机分类系统，主要围绕强奸行为是由性需求驱动还是非性需求驱动来区分。
机会型强奸犯持有一系列支持犯罪的态度，包括认为强迫女性发生性关系没什么不对。他们的性侵犯是一种冲动的、掠夺性的行为，更多地受情境因素控制，而非明确的性幻想或愤怒情绪。
非施虐性的性动机强奸犯在犯罪前存在大量的性幻想，这些幻想反映了他们对女性和性的扭曲认知。通常情况下，他们在人际攻击方面的暴力程度相对较低，主要使用工具性的强制手段来确保受害者顺从。
报复型强奸犯的愤怒核心聚焦于女性。性侵犯表现出明显的身体伤害性，目的是羞辱和贬低受害者。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愤怒被性欲化，也不沉迷于性幻想。这类人的暴力可能非常严重，甚至导致谋杀。
普遍愤怒型强奸犯的愤怒是无差别的，贯穿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对男性和女性都可能表现出无法控制的攻击性，通常有长期的反社会行为史，强奸只是他们愤怒和敌意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施虐型强奸犯将性与攻击融合在一起，频繁出现色情和破坏性的思想与幻想，愤怒被性欲化。这是所有类型中最危险的一类，因为他们从伤害他人中获得性满足。
不同类型的强奸犯需要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进行干预，涉及认知扭曲、愤怒管理、性冲动控制等不同层面。
性谋杀犯的类型划分
性谋杀犯是指在杀人过程中存在明显或承认的性动机的罪犯，在我国监狱系统中数量相对较少。长期以来，由于他们的谋杀犯身份，往往与其他非性动机的暴力犯罪者接受相同的管理和处遇。直到近些年，其犯罪行为中的性因素才开始在治疗计划中得到正式重视。
施虐动机型性谋杀犯受到极强的内在冲动驱使，谋杀是他们实施变态或施虐性性幻想的结果，是施虐型强奸犯的极端形态，只是他们的施虐行为最终导致了受害者死亡。
性动机型性谋杀犯的主要动机是实施性侵害，而谋杀是为了让受害者保持沉默或防止被发现。他们可能是冲动地杀人，也可能是计划性地杀人灭口，是机会型强奸犯或非施虐性性动机强奸犯的极端形态。
怨恨动机型性谋杀犯的谋杀和相关的性侵害源于强烈的暴力冲动，这种冲动来自与他人或某种境况的长期冲突，而谋杀对象通常与这种冲突并无直接关联，是报复型强奸犯的极端形态。
下表总结了性犯罪者的主要分类：
暴力犯罪者的治疗方法
针对暴力犯罪者的心理治疗，在过去几十年里发展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论取向和实践模式，主要分为愤怒管理、认知技能训练、亲密伴侣暴力专项治疗和多模式综合治疗。愤怒管理和认知技能训练通常是相对简短和强度较低的干预，一般不超过150小时，基于某个单一因素是暴力行为主要原因的假设。相比之下，多模式治疗方案通常要密集得多，往往超过300小时，假设暴力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因此需要针对大量的心理和行为因素进行干预，如社交技能、思维模式、药物滥用等。
愤怒管理治疗
愤怒管理是针对暴力犯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之一，通常以小组形式进行，持续时间较短，约为10到20次、每次两小时的团体辅导。核心内容包括提高罪犯对愤怒情绪及其触发因素的认识，然后教授一系列技能，包括社交技能和放松训练，帮助罪犯降低愤怒唤起、增强愤怒控制能力。在治疗小组中，治疗师引导参与者回忆并分析过去暴力事件发生前的情绪变化，识别那些让自己愤怒升级的想法和生理反应，然后学习如何通过深呼吸、暂时离开现场、改变思维方式等方法来避免愤怒失控。
这种治疗方法假设暴力行为是由愤怒情绪引起的，只要控制住愤怒，就能减少暴力。然而，这个假设受到了质疑。有研究并没有发现愤怒与暴力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许多暴力行为发生时，个体并没有体验到强烈的愤怒，工具性暴力甚至施虐性暴力即是如此。
愤怒管理治疗对表达性暴力可能有效，但对那些冷静计划、出于工具目的使用暴力的罪犯，单纯的愤怒管理远远不够。
即使是愤怒管理的倡导者也承认，愤怒应该被视为暴力的一个促成因素，特别是当它与其他条件同时出现时才有意义。既然暴力发生不一定需要愤怒，就有必要同时针对其他因素进行治疗，这引出了多方面综合治疗的必要性。
认知技能训练
认知技能训练也被用于暴力犯罪者的治疗，包括推理与康复、先思而行、增强思维技能、认知自我改变模式等不同的具体方案。这些方案基于暴力犯罪是由反社会认知导致的理念，治疗的重点是帮助罪犯认识到自己有利于犯罪的思维模式，并学会用新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训练以小组形式进行，通常比愤怒管理持续时间更长。有的认知自我改变模式可以持续长达三年，每周两次辅导。
在认知技能训练中，治疗师引导参与者识别那些为暴力行为辩护的想法，如“别人不尊重我就该挨打”“用拳头说话才是真男人”“法律是给软弱的人制定的”。治疗会挑战这些想法，帮助他们建立新的思维模式，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理解暴力行为的真实后果，并掌握非暴力的问题解决策略。
然而，对那些严重的、高风险的暴力犯罪者来说，他们的信念和态度已经根深蒂固，经过多年的强化，单纯依靠相对简短的认知技能训练可能不足以产生持久的改变。这类训练基于相对狭窄的认知改变途径，单独使用可能无法满足严重暴力犯的复杂需求。
亲密伴侣暴力专项治疗
针对亲密伴侣暴力的治疗方案历史上主要是教育性的，基于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而来，往往聚焦于权力与控制、亲密关系中的虐待性或强制性行为、沟通技巧和压力管理等议题。这类治疗的发展相对独立于针对一般暴力犯的治疗，因为人们假设殴打伴侣的男性与一般暴力犯是不同的群体。研究发现亲密伴侣暴力的施暴者更可能持有容忍伴侣攻击的态度，包括与性别角色和两性关系相关的态度。但研究也同时发现，他们与一般暴力犯有许多共同特征，如高度的反社会态度。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采取性别包容的立场，认识到女性也会对男性实施暴力。这促使人们反思，单纯基于女性主义的治疗取向可能不足以应对女性施暴者的问题。与此同时，这类治疗的焦点过于狭窄，没有充分考虑到亲密伴侣暴力施暴者的异质性，也常常忽视了药物滥用等相关问题的重要性。
多模式综合治疗
基于对暴力犯罪治疗的综合评估，学者指出需要将治疗的持续时间和强度提高到目前明显不足的水平之上。新近发展的针对高风险暴力犯的多模式治疗方案往往强度更大，针对的问题范围也比愤怒管理或认知技能训练更广泛。这类方案通常专门针对有严重暴力行为史、被评估为高再犯风险的罪犯，由多学科团队运作，包括心理学家、监管人员和其他教育及治疗人员。治疗持续时间通常至少12个月，主要以团体治疗形式进行，同时根据需要提供个别辅导。
这些方案在理论上允许更大程度的个体化治疗目标设定，并有更长的时间来实现这些目标。它们假设暴力可能是由多种问题导致的，因此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治疗中得到针对，强度远大于愤怒管理或认知技能训练，针对的问题范围也更广。
暴力犯罪者的治疗需求
在规划治疗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暴力犯罪者的异质性。理解暴力对罪犯的功能是什么、导致和维持暴力的因素是什么，至关重要。鉴于暴力行为的多样性，两个看似犯下非常相似暴力罪行的人，其犯罪原因可能完全不同。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调动和激发暴力犯的治疗动机。
暴力犯罪者对是否需要治疗通常持矛盾态度，或者根本还没准备好从治疗中受益。基于现有研究证据，可以总结出暴力犯罪者的一些主要治疗需求，这些特征与犯罪行为直接相关，应该成为治疗的重点：
有效的暴力犯治疗应基于详细的个体评估，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治疗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干预计划。
综合治疗的实践案例
张某，28岁，这是他第三次入狱。他所有的刑期都是因为暴力和毒品相关犯罪，此外还有一长串盗窃、诈骗和危险驾驶的定罪记录，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
他最近的暴力犯罪都发生在同一天晚上。第一起犯罪涉及对一名陌生的18岁男性进行严重攻击，事发地点在一家繁华酒吧外，警方描述这是一起完全无端的攻击。第二起犯罪发生在第一起的两小时内，涉及在持械抢劫过程中攻击一名55岁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张某和两个朋友持菜刀作案，两名受害者的伤势都需要住院治疗。
在评估面谈中，张某将那天晚上的事件描述为“和哥们玩得嗨”。他对任何一个受害者的伤情都不关心，声称那个18岁的年轻人在他买酒时推了他一下，侮辱了他，而抢劫只是“弄点钱买毒品的办法”。他还说“每个人都需要偶尔挨点打，这能让你变强硬”。
张某报告说，在去酒吧之前的24小时内，他喝了大量的酒并吸毒。他说在酒吧时对女朋友有点生气，还觉得那个受害者是个长得好看的小混蛋。后来，张某承认他看到受害者和他女朋友说话了。张某对抢劫的描述表明这不是精心策划的，他和朋友们只是需要更多钱买毒品，之前讨论过也许可以抢一下那个加油站。
针对张某，治疗师梳理出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
支持暴力的态度，如“这只是玩玩”和“每个人都需要挨打”。需要系统的认知重构，挑战他为暴力辩护的信念。
-
可能的反社会人格，三次暴力犯罪和其他多项定罪。需要长期的综合干预，不仅针对暴力本身，还要针对整体的反社会生活方式。
-
反社会同伴关系。需要帮助他认识到同伴影响，并发展抵御负面同伴压力的技能。
-
药物滥用问题，暴力似乎被用作获取酒精和毒品资金的手段。需要专门的成瘾治疗，帮助他理解药物滥用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
情绪调控问题，核心情绪状态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嫉妒或害怕被拒绝。需要进行细致的功能分析，可能需要情绪调节训练。
-
关系不稳定。需要帮助他发展健康的亲密关系技能。
-
人际和问题解决技能缺陷。需要系统的社交技能训练。
-
冲动性，他可能很快就决定攻击受害者，不一定有计划。需要冲动控制和延迟满足训练。
-
就业和教育问题。需要职业培训和就业辅导。
鉴于治疗目标众多，张某不太可能仅从认知技能训练或愤怒管理方案中受益。事实上，他之前在服刑期间已经完成过愤怒管理方案。在他的案例中，暴力似乎是由多种问题导致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多模式治疗方案中得到针对，或通过多个具体方案的组合，如药物滥用方案、认知技能方案等。
多模式治疗将涉及制定一个总体的复发预防计划，该计划将确定张某可能使用暴力的多种情境，并规划策略帮助他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应对这些情境。治疗还需要针对所有的犯罪相关需求，特别是考虑到张某的暴力使用既是反应性的也是工具性的。治疗可能需要12个月或更长时间，结合团体治疗和个别辅导。出狱后，他还需要持续的社区支持和监督，以巩固在监狱中学到的技能。
性犯罪者的治疗框架
针对性犯罪者的治疗主要是为侵害儿童者设计的，强奸犯通常与侵害儿童者一起接受治疗，尽管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做法。在接受治疗的性犯罪者中，只有约百分之十五是强奸犯，而强奸犯却占所有被监禁性犯罪者的大约一半。这种不匹配反映了治疗资源分配和治疗方案设计的局限性。近年来，国内部分省市的监狱管理机构已开始尝试针对不同类型性犯罪者开展分类治疗，这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进展方向。
认知行为治疗的核心框架
针对性犯罪者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成分处理个体持有的支持犯罪的信念，以及以增加犯罪可能性的方式影响情绪状态和行为的认知。认知治疗旨在鼓励个体对事件进行不同的思考，让他们认识到认知如何影响性行为，训练他们识别与性犯罪相关的思维模式，并使用各种工具帮助他们重新评估这些思维模式。
侵害儿童的罪犯可能持有这样的认知扭曲：“孩子主动接近我，说明她喜欢我”“我只是在表达爱，没有伤害她”“性教育应该从小开始”。认知治疗会系统地挑战这些扭曲的想法，帮助罪犯认识到儿童的行为不能被解读为性邀请，认识到性侵害给儿童造成的严重伤害，理解成年人对儿童负有保护而非侵害的责任。
行为方面的治疗处理个体的外显和内隐行为。最初，这仅限于使用基于学习理论原理的程序来改变行为，即奖励期望行为和惩罚不需要的行为，但后来扩展到包括示范和技能训练。在实践中，治疗师会使用角色扮演让罪犯练习如何应对高风险情境，使用日记记录帮助他们监控自己的想法和冲动，使用放松训练帮助他们管理压力和性唤起。
复发预防方法的应用
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重要补充是从成瘾领域改编过来的复发预防方法。复发预防是一种自我管理方法，旨在教那些试图改变行为的人如何预见和应对复发问题。应用于性犯罪者时，复发是指回到性偏差幻想或再次犯罪。复发预防旨在帮助罪犯学会在各种高风险情境中保持对性偏差的控制。
曾经侵害儿童的罪犯通过复发预防训练，会学会识别哪些情境对他来说是高风险的，如独自和儿童在一起、情绪低落时、饮酒后；识别通向犯罪的一系列看似无关紧要的决定，如“我只是碰巧路过小学”“我只是和孩子聊聊天”；以及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如避免这些情境、在感到冲动时给支持者打电话、使用放松技巧。
然而，复发预防方法也面临一些质疑。首先，它假设所有罪犯遵循相同的犯罪路径，但证据表明性犯罪者在走向犯罪的路径上存在多样性。有的人是精心策划，有的人是冲动行事，有的人在犯罪前体验强烈的内疚，有的人则毫无愧疚感。其次，复发预防有一个相对消极的治疗焦点，它假设罪犯必须避免多种情境以最小化再犯风险，这使得它对罪犯的吸引力不如那些有更积极焦点的方法。研究表明，在治疗中使用接近目标而非回避目标会导致更大的参与度。告诉一个人“你要追求这个、建立那个”比“你要避免这个、避免那个”更能激发动力。尽管复发预防存在这些局限，它仍然是许多当前认知行为治疗方案的组成部分。
风险需求响应性原则
风险、需求和响应性原则被描述为有效罪犯康复的关键要素，意味着优先处理高风险案例，以适合相关个体的方式治疗他们已确认的心理问题，即犯罪相关需求。对性犯罪者来说，风险水平最好使用专门的性犯罪者风险评估工具来确定。性犯罪者特有的犯罪相关需求变量可以归纳在四个总体领域下：一是性兴趣偏差程度，他们是否被儿童性唤起，或被对成年受害者的强制性行为性唤起；二是扭曲态度，他们是否有允许自己与儿童发生性关系或与成年人发生强制性行为的想法；三是社会情感功能水平低，即对他人的亲密感或敌意问题；四是自我管理问题，即对行为和情绪控制不佳。
这四个关键领域的问题已被证明与再犯相关。当在治疗前后对犯罪相关需求进行评估时，通常会看到它们因治疗而改善。下表总结了性犯罪者治疗中有充分证据支持的风险因素：
许多传统的性犯罪者治疗方案强调“承认罪行”和“对受害者共情”，但研究表明，这些因素与再犯的关系并不如之前认为的那么强。治疗应该优先针对有强证据支持的风险因素。
研究证据支持风险需求响应性原则的效用。一项综合分析确定了23项符合设计质量基本标准的研究，涉及近7000名罪犯。结果发现，未治疗样本的性犯罪再犯率为百分之十九，而治疗样本为百分之十一。遵循全部三个风险需求响应性原则的研究产生的再犯率不到对照组的一半。没有遵循任何风险需求响应性原则的研究在降低再犯率方面几乎没有效果。
尽管有证据表明风险需求响应性方法的有效性，但也有批评者指出，关注犯罪相关需求意味着忽视了个体的其他问题；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治疗，而是作为犯罪相关需求的集合。如果只关注犯罪相关需求，而不说明这将如何改善个人的生活，对罪犯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
美好生活模型
为了解决风险需求响应性框架被批评的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更积极导向的罪犯康复理论框架，其中美好生活模型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性犯罪者的治疗。这种积极的康复理论认识到，以一种可能对个体更有吸引力的方式提供治疗，可以增加他们从治疗中受益的可能性。根据这个理论，所有人类包括性犯罪者都在寻求一套基本的“善”，共有10种：
根据这个框架，性犯罪是试图以不恰当的方式获得这些善的结果。侵害儿童的罪犯可能是在试图满足“关联性”即亲密关系的需求，但他选择了一种严重伤害他人的错误方式。治疗的目标是向个体灌输知识、技能和能力，以便过上与犯罪不相容的充实生活。
美好生活模型的核心理念是，与其只是告诉罪犯“不要做什么”，不如帮助他们建立“要做什么”——一种充实的、有意义的、与犯罪不相容的生活。
对美好生活模型的主要批评是缺乏其有效性的实证证据。然而，证据开始积累，支持使用这种方法至少与复发预防方法一样有效。许多人开始认识到将美好生活模型的积极、动机性框架与风险需求响应性的实证支持框架相结合的潜力。
整合治疗框架的发展趋势
现代性犯罪理论整合了生物、社会和心理原因。治疗框架还没有完全跟上这种整合方法，主要仍是心理学取向，关注支持犯罪的态度、关系和自我调节等问题。治疗方案调查显示，大多数方案将自己描述为认知行为取向，约一半描述自己遵循复发预防模型。不到三分之一的方案描述自己遵守风险需求响应性模型，尽管支持这种方法的证据更为充分。改变方案设计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特别是如果变化必须得到外部机构批准。目前，最好的整合治疗框架应该旨在加强生物、社会和心理资源，按照风险需求响应性原则运作，并且认识到方案目标必须被治疗参与者视为有吸引力和可实现的。
性犯罪者治疗的实践案例
李某，23岁，因与16岁以下女性儿童发生性行为而被定罪，没有前科。在评估面谈时，李某描述与受害者有一段“关系”，受害者当时12岁，这段关系持续了三周。他声称自己爱上了受害者，相信与受害者的性活动不是犯罪，因为她很享受，并将其描述为“只是一点乐趣”。他还描述了与适龄女性的其他三段“关系”，最长持续几天。
李某与父母非常亲近，释放后将搬回去和他们一起住。他担心找工作会有困难，因为他之前的工作经验是与年轻人一起工作，现在不允许他这样做了。他大部分业余时间与13至21岁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与他们有相似的兴趣，如滑板和电子游戏。他觉得同龄人令他感到不自在。李某有一个支持他的姐姐，她有两个孩子。李某的姐姐相信他是无辜的，偶尔会在紧急情况下请李某照看她的孩子。
针对李某，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核心治疗目标：
-
支持犯罪的态度，如“这不是犯罪，因为她享受”。需要系统地挑战这些认知扭曲，帮助他理解儿童无法对性行为做出知情同意，理解权力不平衡关系，理解对儿童造成的伤害。
-
与儿童的情感一致性，如与孩子有“关系”，有与儿童相似的兴趣，觉得成年人令人不自在。需要探索为什么他在与儿童相处时感到舒适而与成年人相处时感到焦虑，并发展成年人社交技能。
-
缺乏与成年人的情感亲密关系。需要帮助他理解健康成年人关系的特征，发展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的技能。
在复发预防方面，治疗将帮助李某制定复发预防计划，确定他可能遇到的潜在风险情境以及如何避免这些情境。李某需要认识到与儿童社交会使他面临更高的再犯风险，制定避免处于此类社交情境的方法；还需要制定多种应对策略，以应对姐姐请他照看孩子的情况，即使她非常需要帮助。复发预防计划将包括识别高风险情境、识别通向犯罪的决定链、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以及建立危机时刻可以求助的支持网络。
在美好生活模型方面，治疗将帮助李某识别他试图通过犯罪满足的“善”。很可能李某试图满足“关联性”即亲密和浪漫友谊的需求。治疗将帮助他发展建立自信所需的技能，以便与适龄伴侣追求亲密关系，包括社交技能训练、认知重构、逐步暴露以适应与成年人的社交、职业技能发展，以及帮助他建立健康的成年人社交网络。
李某的案例展示了如何将复发预防的风险管理方法与美好生活模型的积极建设方法相结合，既帮助他避免再犯，又帮助他建立充实的、与犯罪不相容的生活。
治疗有效性的证据基础
对危险罪犯实施心理治疗，最核心的问题是这些治疗是否真的有效。研究者通过大量元分析和追踪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实证依据，但结论并非没有争议。
暴力犯罪者治疗的效果
关于暴力犯罪者治疗有效性的实证证据相当匮乏。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将资源集中在治疗其他类型的罪犯上，特别是性犯罪者。尽管如此，大多数刑事司法系统都认识到为严重暴力犯提供治疗的重要性。对专门的暴力犯治疗方案进行全面评估的尝试相对较少，但已有的研究仍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在针对暴力犯治疗的首次广泛综述中，学者总结了九项具有足够方法论严谨性的研究结果。其中两项是认知技能方案，三项是愤怒管理方案，其余三项被归类为多模式方案。每项研究都报告了有希望的结果。然而，所有这些研究都存在方法论弱点或信息缺乏，无法对暴力犯治疗的有效性得出确切结论。
一项具体的评估研究报告了监狱密集暴力预防单元方案的效果，这是一个密集的团体方案，每周四次，持续28周约330小时。将112名完成方案的中高风险暴力犯与112名未治疗的罪犯进行了匹配，平均追踪3.5年。结果发现，治疗组的再犯率比对照组低12个百分点，而且那些确实再犯的治疗组成员再次犯罪的时间是对照组的两倍。
另一项研究比较了500名完成94节课的暴力预防方案的暴力犯与466名匹配的未治疗对照。完成方案的罪犯在完成后的六个月和一年期间，重大机构违规行为显著较少。更重要的是，在12个月期间，未治疗的罪犯因暴力犯罪被重新定罪的可能性是治疗组的两倍多。
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得出了积极结果。持续暴力犯方案的评估结果不太乐观。研究发现，完成这个144小时方案的暴力犯与完成愤怒管理方案或根本没有参加方案的罪犯，再犯率差异不大。在机构违规或治疗改变测量方面，罪犯之间也几乎没有差异。
关于愤怒管理方案有效性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一项研究报告，110名愤怒管理方案参与者在三年追踪期内暴力再犯减少了86%。而相比之下，某些方案似乎只产生了很小的效果，这些方案普遍比报告积极效果的方案更短、强度更低。
认知技能方案的评估同样结果各异。对16项跨越四个国家的研究的元分析报告了认知技能方案的显著积极效果。另一项大规模研究中，完成36节监狱推理与康复认知技能方案的罪犯的再犯率降低了36%，暴力犯比盗窃犯更可能从方案中受益。然而，另一项同样大规模的评估发现，完成认知技能方案的罪犯与匹配对照组之间的两年再犯率没有差异。
对亲密伴侣暴力方案的大型元分析基于22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这类方案充其量对再犯有小的积极影响，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案无效。
性犯罪者治疗的效果
性犯罪者治疗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综述。元分析是评估各种治疗方法的有用方法，这种方法结合了多项研究的结果，以确定是否存在总体效应，允许在通常由合并研究产生的大样本量中检测小的效应量。
一项重要的元分析检查了2000年5月之前的治疗评估研究。这次搜索产生了43项研究约9500名罪犯，来自23项已发表和20项未发表的社区和机构治疗方案，平均追踪时间为46个月。研究报告了治疗的显著效果，治疗样本的再犯率为12.3%，未治疗样本为16.8%。按治疗方法类型细分，旧式治疗方法即非行为或非认知行为疗法在减少再犯方面效果甚微，而认知行为疗法有积极的治疗效果。
另一项元分析分析了69项在2003年6月之前完成的研究约22000名罪犯，也确定了治疗性犯罪者的积极效果。认知行为疗法和经典行为疗法都显示出对性犯罪再犯的显著影响。相比之下，洞察导向、治疗社区和其他不明确的心理社会方法并没有显著影响再犯。
最近的一项研究检查了54项治疗研究约14700名罪犯，结果表明治疗对性犯罪和一般再犯都有积极效果，系统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在减少性犯罪和一般再犯方面都有优势。
然而，两项最近的系统综述得出了对治疗有效性支持较少的结论。一项综述纳入了八项足够质量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证据不足以确定认知行为疗法联合复发预防是否有效减少性犯罪再犯。另一项研究综述了10项相关研究约1000名罪犯，得出结论认为需要进一步的随机对照试验，因为目前的证据不支持治疗降低再犯风险的立场。
尽管关于治疗有效性的研究结果参差不齐，但大多数高质量的研究都支持基于认知行为疗法、遵循风险需求响应性原则的治疗可以显著降低危险罪犯的再犯率。
精神病态罪犯的治疗挑战
精神病态是一种以自私的人际特征为核心的状况，表现包括夸大、病理性说谎、操纵性、浅薄情感、缺乏同理心和愧疚感，以及一系列广泛的反社会特征如冲动性、持续违反社会规范。
许多研究讨论了一个普遍持有的观点：精神病态得分高的男性作为一个群体对传统治疗方案反应不佳。一些研究甚至表明治疗可能使高度精神病态的男性变得更可能再犯。然而，表明精神病态者治疗结果为负面的研究存在一些方法论问题，更近期的工作表明精神病态者并不总是有高再犯率。
对现有文献的综述普遍得出结论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精神病态量表高分者对治疗有负面反应的观点。精神病态可能对治疗构成障碍，因为精神病态者比非精神病态者更难治疗，但他们可能仍然是可以治疗的。精神病态者可能对传统治疗方案反应不佳，但可能对专门设计以满足他们需求的方案更有反应。针对精神病态罪犯的治疗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高的强度，需要更多关注具体的行为改变而非情感或认知洞察，并且可能需要使用更多外在的动机如具体的奖励和后果，而非依赖内在动机。
治疗准备度与治疗氛围
治疗准备度的概念包含了多种个人因素如信念、情绪、技能，以及环境因素如治疗设置、外部支持、合格治疗师的可用性，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从治疗中受益。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中途退出治疗的危险罪犯几乎总是被发现比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罪犯有更高的再犯率。一项研究发现暴力犯的中途退出者再犯率为40%，而未治疗者为17%。这说明，不成功的治疗可能比不治疗更糟糕。
因此，在开始正式治疗之前，可能需要一个准备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包括：帮助罪犯理解治疗的目的和过程；建立改变的动机；解决可能妨碍参与的实际障碍如读写困难；建立对治疗师和治疗过程的信任；以及设定现实的期望。影响治疗准备度的问题可能包括学习困难、缺乏语言技能、文化差异、真正缺乏改变动机、否认犯罪等，这些都是个体开始治疗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团体的治疗氛围同样至关重要。研究发现，应该避免攻击性对抗方法，应该采用更具同理心、尊重性的、支持但坚定挑战的风格。治疗师的同理心、温暖、奖励风格和指导性，与治疗内的积极改变相关。严厉的对抗与治疗改变负相关。在团体环境方面，有效的团体向成员灌输希望感，具有凝聚力、组织良好，有理想的团体规范，并且有良好的领导。
治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教什么，更取决于怎么教。一个温暖、支持但不失挑战性的治疗环境，远比一个冷漠或敌对的环境更能促进罪犯的改变。
监狱治疗环境的特殊挑战
治疗方案通常被视为降低风险的主要途径，但即使是设计最好的方案，如果不是在强化治疗信息、让治疗参与者感到安全和支持的环境中实施，也难以有效。监狱等矫正机构中的治疗方案面临相当大的挑战。
性犯罪者被同伴罪犯和许多刑事司法人员视为“最低等的”，这一点对性犯罪者尤其具有挑战性。当方案是刑事司法系统的必需活动时，它们带有惩罚而非康复的特征：首要优先事项不是参与者的最佳利益，而是支持公共保护的社会目标；它们往往不提供与非司法心理健康治疗相同的保密标准；参与治疗通常由法院强制执行，不尊重罪犯的自主权或选择权。
监狱中的治疗方案还面临额外的挑战，因为监狱规则和准则通常尊重与治疗方案所推广的原则不同的原则。治疗方案通常非常重视为犯罪承担责任，而监狱中的生存往往取决于罪犯为其性犯罪提供可接受的借口。对性犯罪者在监狱中的管理方式进行一些简单的改变可以增加治疗接受度，包括花更多时间倾听和理解性犯罪者的监狱经历，采取更多行动来对抗关于治疗的流行监狱神话，传达治疗的优势导向目标，快速和敏感地进行转介，教育非治疗工作人员关于治疗的目的、原则和有效性，确保监狱领导者鼓励亲社会示范和支持性环境。
总结
系统了解危险罪犯心理治疗的完整图景之后，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核心要点。
为危险罪犯提供有效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关系到预防未来伤害、保护社会安全，也关系到帮助罪犯摆脱犯罪模式，走向积极生活。
危险罪犯主要分为暴力犯罪者和性犯罪者两大类。暴力犯罪者包括工具性暴力、表达性暴力、亲密伴侣暴力和杀人犯等类型。性犯罪者包括侵害儿童者、强奸犯和性谋杀犯等群体。每一类罪犯都有其独特的心理特征和犯罪动机，需要细致的个体化评估。
针对暴力犯罪者的治疗包括愤怒管理、认知技能训练、亲密伴侣暴力专项治疗和多模式综合治疗。目前证据表明，多模式综合治疗对严重的高风险暴力犯最为有效，它针对多种犯罪相关需求，包括愤怒、反社会态度、敌意、药物滥用、冲动性等。
针对性犯罪者的治疗主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结合复发预防方法。风险需求响应性原则强调根据罪犯的风险水平、针对其犯罪相关需求、以适合其特点的方式提供治疗。美好生活模型则提供了更积极的治疗视角，帮助罪犯建立充实的、与犯罪不相容的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是将这两种框架结合起来。
关于治疗有效性，大量元分析和高质量研究支持基于认知行为疗法、遵循风险需求响应性原则的治疗可以显著降低再犯率。对性犯罪者，治疗可以使再犯率从约17%降低到约11%。
在实践中需要考虑特殊因素。精神病态罪犯可能需要专门设计的治疗方案，虽然更难治疗，但并非无法治疗。治疗准备度是影响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正式治疗前可能需要准备阶段。治疗氛围和治疗师特征对效果有重要影响，温暖、具有同理心、支持但坚定的风格远比攻击性对抗有效。治疗环境，特别是在监狱等矫正机构中，会显著影响治疗效果。
对危险罪犯的有效治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科学的评估、循证的治疗方法、个性化的治疗计划、专业的治疗团队、支持性的治疗环境，以及持续的后续支持。当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时，就有可能不仅预防未来的犯罪，而且真正帮助这些个体改变人生轨迹。
练习题
选择题
1. 关于暴力犯罪者的再犯率，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性犯罪者的再犯率高于暴力犯罪者
B. 杀人犯是再犯率最高的暴力犯罪群体
C. 暴力犯罪者在释放后两年内的再犯率约为三分之一
D. 所有暴力犯罪者的再犯率都超过50%
2. 在性犯罪者治疗中，风险需求响应性原则强调的四个关键领域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性兴趣偏差
B. 扭曲态度
C. 童年创伤经历
D. 社会情感功能水平
3. 关于危险罪犯治疗的有效性，以下哪个说法最准确？
A. 所有类型的治疗方法效果都差不多
B. 认知行为疗法显示出较强的证据支持
C. 治疗对降低再犯率没有明显作用
D. 只有药物治疗才能有效降低再犯率
4. 美好生活模型与传统复发预防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
A. 美好生活模型完全否定了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B. 美好生活模型更强调帮助罪犯建立积极的生活目标
C. 美好生活模型只适用于低风险罪犯
D. 美好生活模型不需要针对犯罪相关需求进行治疗
问答题
1. 请简要说明为什么针对严重高风险暴力犯罪者，多模式综合治疗比单纯的愤怒管理或认知技能训练更有效？
2. 在对危险罪犯进行心理治疗时，治疗准备度为什么重要？可能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准备度问题？